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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介紹幾種電話銷售的開場方式以及其相應的案例以供參考。

1．直截了當開場法

這種方法是銷售人員直接在電話中說明來意，簡明扼要。“你好，請問是朱先生嗎？我是A公司的醫學顧問田明，打擾一下，我們公司現在做一次市場調研，能否請您幫個忙呢？”“沒關系，是什么事情？”“那我一個小時后再打給您吧，謝謝您的支持。”然后，銷售員要主動掛斷電話。當一個小時后打過去“朱先生，您好！我姓田。您叫我一小時后來電話的……”這時，顧客就不便于再中止與銷售員的談話，而是要聽銷售員講完，從而使得彼此的溝通得以開展。2．他人引薦開場法這種方法是銷售人員告訴顧客，是其一個朋友將對方引薦給自己的，這時，由于中間有位雙方都熟悉的人，便于吸引住顧客的注意力。“朱先生，您好，我是A公司的醫學顧問田明，您的好友丘華是我們公司的忠實用戶，是他介紹我打電話給您的，他認為我們的產品也比較符合您的需求。”“丘華？我怎么沒有聽他講起過呢？”“是嗎？真不好意思，估計丘先生最近因為其他原因，還沒來得及給您引薦吧。你看，我這就心急的主動打來電話了。”“沒關系的。”“那真不好意思，我向您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吧……”于是，順其自然，銷售員和顧客就在電話里聊起來。

當商業經營者與電信業務經營者共同違法時，涉及多部門的職責，需要多部門聯合治理。但各行業之間如何協作管理、提升營銷電話的服務水平、降低對用戶的騷擾問題，尚無明確機制，因此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協作。例如，在“經營者與電信業務經營者簽訂合作協議”的違法行為中，電信業務經營者為了獲取增值業務的利益，在未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向經營者提供短信發送端口以及消費者個人信息，嚴重侵害了大量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與生活安寧權益。但由于缺少聯合執法行動機制，雖然商業經營者會受到處罰，但電信業務經營者卻成了漏網之魚。對運營商在治理中的責任與義務缺乏規定騷擾電話需要使用運營商的通信資源才能觸達用戶，因此運營商在治理騷擾電話行動中被寄予厚望。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與商業類短信息不同，運營商無法監測電話用戶的通話內容，因而也無法判斷用戶是否撥打了騷擾電話。根據《綜合整治騷擾電話專項行動方案》及工信部實施方案，運營商應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采取技術措施防范騷擾電話。防封電銷卡在實踐中，用戶、行政機關往往對運營商寄予更多的期待，要求其保證用戶不會接收商業類騷擾電話；而運營商迫于壓力，往往通過自建數據模型進行判斷，對涉嫌撥打騷擾電話的用戶直接關停通信功能，也有可能因判斷錯誤面臨違約責任或者行政處罰。經營者濫用格式條款作為撥打商業類騷擾電話的免責依據在電信服務中，運營商與用戶簽訂電信服務協議，約定運營商在提供電信服務過程中，有權利用收集的用戶個人信息向用戶發送商業性信息。用戶想要辦理相關電信服務必須同意上述條款，否則運營商將不予提供。用戶一旦簽訂上述協議，運營商即認為其撥打電話具有合同依據，在受到用戶投訴后，運營商以撥打商業電話已經取得用戶同意作為免責依據。部分電商平臺也利用隱私條款等方式，未充分核實注冊用戶意愿，“默認”用戶同意，擅自發送商業營銷信息。有些商家甚至在隱私條款中添加其關聯方也能向用戶發送商業性信息的內容。在實踐中，關聯方范圍較大，認定困難，用戶只能被迫犧牲自身的合法權益來換取相應服務。“知情同意”原則不僅無法起到保護用戶的作用，反而成了企業轉移責任的工具。